如果要求更苛刻一点，用今天的话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论，未能洞见性善性恶的社会历史原因，未免让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社会实践性打了折扣。

这里讲的政迹，主要是道德齐礼，移风易俗，仍是以德为先。我们也赞赏自然法理论为法律寻找根本遵循的不懈追求，惜乎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系统表述。

正如凯尔森所说：法是一个手段，一个特种的社会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只有善的法律才算法律，而一种法律要成为善的法律，一定得要基于自然法。依1789年的宣言，人类之自然与不可让渡的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抵抗压迫等权利。新则新矣，又恐怕不正确。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再来理解康德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就会相对容易些了，他说：一项道德的实践法则是一个命题，它包含着绝对命令（戒律）。

道德与法律为什么必须兼备，有人从人性深处加于解答，东汉人徐干说：天生蒸民，其性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10]人性有善有恶，这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不奖励善不惩罚恶，或者奖惩得不适度，都不能达到道德和法律应起的作用。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

可以将霍布斯与荀子作个比较，二者都认为人之天性就是求利或好利，而由于求利或好利，人们相互之间就发生争斗，社会就乱套了。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有因遗产继承而产生的权利对立，如果参与分配者各安所得、皆大欢喜，自然属于对立统一关系。[17]在添附权下，有了比《法学总论》更合理的解释，比如第554条 土地所有人以不属于自己的材料从事建筑、种植及施设时，应支付其代价。

然后是他那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提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我还假设，他们赋有那样大的智慧，以至立刻看到，建立社会和互助合作的这个计划所遭到的主要障碍就在于他们的天性中的贪欲和自私。

过去附着于家长权下的丈夫对妻子的权利，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向相互平等的方面转化，如第212条 夫妻负相互忠实、帮助、救援的义务。[56] 参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总第183期）陈仁涛：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及其启示一文。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私有制我们没有列入社会对立中，因为这种私有制中没有人与人的对立，没有体现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对立关系。

不过，在法律权利本位的必然性中，人们长期忽略或没有划分清楚的是权利本身和法律的关系。有了以上的铺垫，我们现在来讲权利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人类是有社会分工的，由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能够事半功倍，政治也是如此，虽然政治领域有其特殊性，但是由不谙政治的人推举从事政治的人，只能是政治上的败笔。重要的还在于，霍布斯认为人们这种求利求安全的权利或自由，会与他人同样的权利或自由发生冲突，为了避免这些冲突危及人类，于是，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

我们称这种权力为该人的权利，它与权能意义相同：许多人称之为主观意义上的法。第二段话说保全生命才是首要的。

同样，有些人把鹿养得这样驯服，以致它们到树林里去了之后，惯常总是回来的，但是没有人否认它们是野性的。[48] 马克思说：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

[3] （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5]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第十三章，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8页，原文在字下有重点号，我们以黑体字代之。首先，在第二卷第一篇下写到：某些物依据自然法是众所共有的，有些是公有的，有些属于团体，有些不属于任何人，但大部分物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个人得以各种不同方式取得之，[3]区别了不同形式的所有权。[65]二者针锋相对，竟使哈特遭受恶法亦法的骂名。[29]由此可见，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30]而正义的三条基本原则，即稳定财物占有、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和履行许诺[31]。我们知道，习惯的权利，只是属于个人的特许权利，其主体不是个人，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与活动。

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说明法的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盖棺论定时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而在非正常的商品交换中（我们把出现恶的对立的商品交换称之为非正常的商品交换），对立固然是存在的，同一也并非没有，但这里的同一只片面地存在于这种非正常的商品交换中得利的一方，是一种单方面的同一。

通过讨价还价，双方成交，达致统一，对立统一的实现，使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现今民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乱象——多数暴政、民粹主义、资本代理人机制、民族主义等，都在吞噬民主社会本身。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20]看来私有财产并非那么神圣或绝对，记住这一点，对我们后面的讨论是有帮助的。

第二、三卷关于物的规定，是论证得最细致最广泛的，主要涉及物的所有权的形成及其他衍生权利的产生。有重要意义的是第一条：凡依‘现金借贷（nexum）或‘要式买卖（mancipium）的方式缔结契约的，其所用的语言即为当事人的法律。这种认识产生的最严重恶果是助长法律的主观性，认为法律是权威的无所不能的，据此以达到自己为所欲为的目的，这在希特勒执政时的恶法中表现出来。说到社会对立，人们往往认为是不好的事，甚至认为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人们曾经认为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消灭了剥削与压迫，一定会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人民权利的普遍提高。农奴或农民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力争脱离封建领主或地主的羁绊，力求获得自有的土地。

《人权宣言》是纲领性的，其具体化在《拿破仑法典》中表现出来。下面我们就集中谈谈这几表中关于权利的内容。

雅各宾派、吉伦特派、反动派，都一律联手保护财产权。[57]城市的产权变化更清楚些，原有的国营企业（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经历了多次改革尝试之后，大部分或是破产，或是改制（改为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而改革开放过程中从民间成长起来的企业，又绝大部分没有采用公有制的形式，而是属于过去所说的私有制的范畴。

权利在西方法系中备受重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西方法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地位，早已在为神圣的权利站台。这就产生了奴隶主生产资料私有制，即奴隶主通过占有和奴役奴隶，来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三、商品交换（它存在于生产方式中）的出现，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对权利有重大的改变，在质上，它使权利越来越个人化、排他化，在量上，它使权利关系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扩大，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权利关系的发展变化是相辅相成的。[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页。

其他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法律，如教会法系、斯拉夫法系、日耳曼法系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统治阶级的特权。[66] 实际上，哈特也认为权利是法的根本遵循： 作为关键点的‘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决定了法律是否得以使用其强制性的资源来保障或限制私人自由，还是赋予或拒绝私人动用法律强制机制之权能。

反之，权利不能实现、遭受危害，人们的社会生活将遭到破坏，社会生产力将被阻遏甚至倒退。然而，资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就用财产限制把昔日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挡在了政权之外，天赋人权的真理性立马遭到了考验。

[16]另外新增加了添附权：第546条 物之所有权，不问其为动产或不动产，得扩张至该物由于天然或人工而产生或附加之物。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历程，突出其最重要方面，紧扣这一小节的主题。